国家科学利益高于一切 ——李树林院长和中管院管理智库的调查报告

（深改访研组）
 

习近平高度重视科学创新工作，他多次鼓励科研工作者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早在153年前，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攀登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岩壁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关辉顶点。

科学犹如爬大山。在中国有一位科学工作者和他管理智库，40年攀登了三座科学的大山：利用10年完成了中国式大科学组织实验；花费25年完成了管理本土化中国实验；花费30年时间完成了发展管理科学的实验，创立了中国案例实验学派，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管理学而具备有发展中国家特点的国家发展管理学，为全球南方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模式。他就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树林和他的管理智库的故事。

李树林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管理学家，他曾在县、市、省和国家科委工作，为国家科学利益创下了五个第一：第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拥有50万工人我国特大型企业蹲点研究大庆科技进步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人。第二，上世纪九十年代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向国务院时任朱镕基副总理提出“软着陆建议”得到批示的第一人。第三，在经济转型期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跑遍祖国大江南北帮助100家企业管理兴企，建成了我国最大的管理本土化案例库生产基地，提出中国管理本土化理论的第一人。第四，颠覆西方管理学理论，以发展中国家为例，首提国家发展管理学，得到联合国官员首肯的中国专家。第五，在大量案例实验基础上，建立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管理学理论体系”，使管理科学更符合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客观规律。

李树林和他的管理智库以国家科学利益高于一切为精神境界，它的成功与国家政策指引和中央国家决策层的关心、互动和支持是不可分的，中管院法治化改革成功同样离不开正确政策的指引，没有正确政策便没有改革的行动。

一、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管理学理论体系

国家发展管理学的发源地在中国，自1911年[美]F·W·泰罗的著作《科学管理原理》问世以来，西方管理学就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管理机构一直依据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决策。随着发展中国家转型遇到大量难题需要解决，照抄照搬西方管理学造成严重水土不服的问题。为此，建立一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管理科学是管理全球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李树林和中管院管理智库经过40年案例实验，2024年完成了《中国软力量：发展中国家管理科学问题》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了国家发展管理学这一理论。

国家发展管理学问世受到国际官员首肯和重视。联合国秘书长前特使、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原主任周一平认为：联合国改革不仅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更需要来自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参考。

（一）国家发展管理学的一般规律

国家发展管理学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没有这样一个社会重大变革就不会有国家发展管理学的诞生。什么是国家发展管理学呢？国家发展管理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一个国家预期目标与实现效果和效率之间规律的科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式、本土化和国际化”是发展管理主要内容和路途；对发展资源进行有效控制和战略管理，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的过程。国家发展管理学是由预期目标、方式途径、资源控制、综合效益等四个重点组成的一个管理系统。

第一，中国式：案例实验是研究解决国家发展管理问题的系统方法。研究发展管理逻辑起点，解决复杂问题方法就成了关键。对解决一个新的问题而言，方法比内容本身还重要，没有正确的方法就不能产生新的科学理论。40年中国案例实验采用“政策、组织和实验”的中国式行为要点，决定了发展管理研究的方向。

政策议题是发展管理学研究的重点。我国改革开放每个重大转折点都将派生出不同的政策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的科技经济政策、本世纪初的贸易国际化政策、以及当代生命共同体等政策议题提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树林带领管理智库，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推动下，选择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做为政策议题，把政策议题转化为重大理论研究项目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从中找到研究国家科技进步的方法论，为我国发展管理学形成最先找准政策议题促进了发展。

大科学组织是研究发展管理理论的组织保证。任何一个重大决策都不是关在屋子里做出的，必须到社会中进行调研实验，从中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提供实验成果；在组织形式上实行“政研企”相结合体制，在行为上践行了学习型组织和新型工作队方式，客观上就开辟了一个发展管理学研究的广阔的社会现场。从1982年至2024年历经40多年跨度，全国动员了50个政府机构、14个行业协会、100家企业和170所高校，全国有100名领导者、上千名专家教授、上万名科技和管理工作者参加。这项大科学研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建国以来少见的。其成果收益不仅仅是理论上，还有方法的学习，人才的造就、精神文化的传承，充分体现了我国大科学研究的特色。

案例实验是解决政策完善和持续效果的认识方法。任何一项政策都不能一劳永逸，永久发挥作用。随着政策环境和条件改变矛盾日益暴露出来，案例实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认识到实践、实践到认识、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多次反复跟踪，对政策和认知误差的修正和完善，发挥案例实验在形成新理论、新政策、新实践认识论重要作用。

第二，本土化：外来管理冲击而建立起一种新的竞争能力。建国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国家合作与交流过程就开始形成管理本土化的萌芽，真正形成管理本土化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照抄照搬西方现成管理学带来的水土不服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开始自觉形成了我国管理本土化思想。

中国作为一个学习型大国，对来自西方先进管理进行“学习、消化、吸收”本土化过程，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原则，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发展管理学。从企业案例研究提炼出“用活政策、市场先导、科技领先、人才为本、诚信至上、权威领导、战略制胜”成功企业八大准则，它与西方企业理论形成鲜明特色。管理本土化企业既能在“请进来、走出去”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又能在国际化竞争中不断取胜，“软知本”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软知本”是南方国家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本土的才是世界的。没有管理本土化，就没有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第三，国际化：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共进的现代化。中国在国际化先行一步，主要体现全球南南合作推动中国社会三大转型。第一次转型：1979—1990年以硬件为主，从农业社会转型工业国家；第二次转型：1990—2000年以软硬结合为主，从工业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第三次转型：2000年至今，从现代化国家向新兴国家转型。中国还向发展中国家介绍“两头在外模式、接收转化理论、掌握管理关键”管理经验促进了交流。近10年来，中国政府在“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南方合作”加强政策扶植力度，推动了全球南方现代化。实现全球南方现代化不是某单个国家就能实现的，而是全球南方国家大联合，全球发展中国家共同推进的现代化。

（二）中国发展管理的战略与对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总的趋势是转型发展，对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离不开“本国式、本土化和国际化”一般性规律。为使这个规律更好的发挥作用必须加强战略管理。

作为一个国家在促进发展结构优化的活动过程中，还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把遇到的发展难题转化为相对应的战略和对策，必须要辩证处理两个关系，掌握战略管理四个重点，才能使发展管理更有效发挥作用。

要辩证处理两个关系。第一，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发展管理学观点是速度与效益两者互为条件相互制约。在一个经济体里，投入过大发展过快产生的高速度反而会导致效益下降，形成逆向运作。经济效益需要相应速度作为支持，没有必要的速度会导致资源闲置和生产效率下降。速度与效益最优关系，需要在高质量、高效率、高水平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进入发展管理最优状态。第二，软力量与硬实力的关系。中国提出的软力量与西方软力量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美]约瑟夫·奈教授是从世界政坛成功事例提出的“软力量”，西方“软力量”主要是靠“说服和吸引”发挥作用。中国软力量是从100家企业案例研究中提炼出来的，中国软力量作为一种上层建设和管理关系对经济发展起到是“关键和促动”的作用。

中国软力量更多的是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中国软力量是由“软知本、知识价值和效用定律”构成其理论框架。它是贯穿于整个“知识、文化、精神”无形资源，是推动国家进步一个重要力量。软力量决定硬实力发展方向。硬实力强大固然不错，但如果缺少对力量的控制，再强大硬实力也难以彰显强大。力量虽然弱小但是能够控制，弱小力量就会寻求与自己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标，从而避免失败。中国不缺硬实力，而缺乏被软化之后再发力的硬实力，这是一种战无不胜的力量。

中国正处于一个发展问题日益增多的时期，需要解决问题很多，“决策、软知本、质量管理和国际合作”仍是战略管理的重点。

第一，智库的战略。最近习近平再次强调：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法治决策的重要性。大量决策需要命中率高的知识产品，现在是供不应求。首先，要制定新型智库标准，坚持思想产品至上原则。取消智库人为的层次和成份论，吸收具有品牌价值智库新鲜血液。其次，摆脱“兰德公司”模式束缚。探索“政研企”新智库体制，扩大推广新智库成果。再次，重视行业和重点领域的智库的研究。比如，学术期刊发展模式提出“合作杂志、法人治理和科学管理”智库报告长期得不到重视，学术期刊“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多年积累难题没有解决，现行期刊管理条例几十年不变，学术期刊改革成了一个死角。还有，由于扩招和盲目大众化给高教改革带来难题，靠高校智库自身很难解决，高校要把社会智库请进来，采取“校企研”联合攻关解决“质量管理”难题乃是当务之急。

第二，软知本的战略。软知本是中国多年案例实验提炼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的战略资源，中国在管理本土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软知本管理”比西方“科学管理”更实际有着直接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要高度重视“软知本”新质能力属性，在我国要出台促进软知本政策，提高依靠软知本发展企业的积极和自觉性，仍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一个核心问题，不是照搬国际标准来救国企。

第三，质量管理的战略。由于1999年我国盲目引进大众化理论，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改变我国高教发展的方向，给当今教育发展带来严重困难。2007至2011年我国开始实施“质量工程”，国家立项扭转被动局面，为什么效果不大呢？第一，中国教育被渗透的“大众化教育、教材西化、教育产业化”思想仍有市场，管理本土化思想在高校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第二，就质量解决不了质量问题，必须加强对质量管理政策研究，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质量下降问题。

第四，国际合作的战略。我国在全球南南合作方面做的是有成绩的，但是离全球南方现代化目标还差的很远。我国应采取新的战略：首先，把南南合作长期经济技术合作向软产品方面转移，特别重视管理和软科学应用，在南南合作中把技术类合作项目实行软硬结合，留下一支不走的队伍。南南合作还要吸收企业家建立联盟，加强企业之间合作。对原有的国际合作模式进行组织创新，形成具有软力量的全球南南合作新的模式。

二、思想库与国家决策层心连心

我国形成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模式与西方决策模式是不一样的。李树林认为：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的贡献，主要来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库，它不同于“兰德公司”体制，在西方决策者与智库是分离的，他们之间是一种买卖关系，完全是市场运作。这种体制和模式不适应中国国情。在中国决策模式体现了“政研企” 相结合体制优势，决策层与智库是一家，其目标是共同的，认知和形成成果过程是互动的，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治理模式是有效的。在运行上采取“政策对路、理论创新、成果转化、决策采纳、社会影响”五项准则。中国思想库预测性强精准率较高，一般朝前3--5年左右，体现中国决策水平。

40年来李树林和他的管理智库在研究过程，先后得到方毅、朱镕基等五位中央国家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充分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思想库与国家决策层心连心。

方毅关心青年科研工作者成长。1980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一份“内参”材料看到李树林科研遇到困难，当即批示：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年轻有为科技工作者，并派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局长黄崴三人到所在地落实政策。1982年李树林被国家派到我国特大型企业大庆油田，开展科技进步在大庆26年发展建设中作用的调研，他在大庆蹲点六年完成了《科技进步与大庆发展建设》等四本研究报告，1982年《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首发他们研究成果：26年科技进步在大庆贡献率为59.77%，震动全国。1986年由国家计委在大庆召开“全国区域与企业科技进步研讨会”成果在全国推广。李树林32岁作为拔尖人才破格晋升高级研究员职务。李树林没有辜负中央领导殷切希望，事业有成得到回报。

朱镕基亲自批示李树林“软着陆”报告建议。1990年，李树林在主持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遇到困难面临下马的风险，1992年6月29日向时任副总理朱镕基提出“制定企业科技进步软着陆计划的报告”，朱镕基亲自作了重要批示，认为这个报告很好，国务院经贸办公室科技司专门复函。推动我国100家企业案例研究提前完成，建成了我国最大的管理本土化案例库生产基地。

“软着陆”一词最早来自1992年李树林的建议。四年后“软着陆”在我国经济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抑制通货膨胀、完善经济体系等方面见到实效。“软着陆”朝前理论和科学预测，为科学决策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三位副总理支持企业管理培训能力建设。针对1997年以来西方案例教学给我国管理教育带来的水土不服的问题，李树林向国务院领导邹家华、吴邦国、姜春云提出开展企业家学习访问制度，建立我国企业管理培训体系的报告得到批示，李树林积极推动中国管理本土化教材编写，1999年主编《中国企业管理科学案例库全集》（三卷）共500万字培训教材；200年为高校主编《全国高校管理本土化案例库教程》七本，实现了100家企业和170家高校管理本土化案例共享。

2023年8月和2024年4月以来，习近平两次强调：重视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现代化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李树林组织研究力量，及时向中央提供了《中国软力量：发展中国家管理科学问题》、《全球南方现代化》两份研究报告上送中央决策参考。

李树林和管理智库成果很大一批已转化为国家部委的政策和法规，推动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1980年，李树林提出“建立国家科技统计机构建议”在《光明日报》发表不久，我国随后成立了科技统计机构。农业部、国家科委、国家经贸委、科技部多部门发文推广李树林和他的思想库的研究成果。

李树林认为：科学不仅仅是知识本身，而是从事知识的社会活动。一项知识价值变现需要知识生产者、决策采用者和受益人民共同体发挥作用，这样知识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真正动力。

近年来，中管院管理智库日益扩大，一批新锐人物纷纷出现：有研究全球南方现代化的凌春宝专家；有研究陈云理论与治理的陈廉焕专家；有研究调查研究系统方法论李锦专家；有研究全球南南合作的周一平专家；有研究人本管理的袁敬生专家。他们研究领域贯穿于管理科学和交叉科学之间，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热点和焦点问题，不仅填补了政策研究空白，而且也促进了思想库研究结构的优化，彰显中管院思想库的影响力。

三、法治化改革的国家利益

第一，建设新型中管院深改目标与模式

改革目标：宏观方面，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目标，转化为科研事业单位基层治理，把基层治理落到实处。微观方面，贯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精神，落实《民法典》89条规定。坚持“管办分离”原则，把事业单位法人由行政指令转化为依法产生的承担法人责任的主体，种好科研事业单位全面深化改革实验田，为我国事业单位改革先行一步，并愿意与更多事业单位分享改革成果。

改革模式：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研事业单位管理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体制，实行事业单位法人理事会制度，建立“决策、执行、监督”合面治理体系，在机制上实行“去编制化、去预算化、去行政化”运营模式，探索“国有、法治、社办和集体所有”创新制度。以非盈利方式和价值形式存在、以公益性为目的的新型中管院。

改革推动科研高质量发展综合纲要。清理整顿旅促会举办中管院管理混乱局面，加快由乱到治转变把重点转移到科研发展立业上来。落实2023年制定的管理兴企兴教强国的发展战略任务。集中实施好上报备案的2023-2028年五年重大科研发展项目，即：全球南方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管理案例库的研究；国家发展管理学理论与应用的研究；区域与企业国家发展管理实验示范区的研究；中国管理本土化战略的研究；中国本土化企业与高校管理案例库组建工程的研究；编写《高职高专管理案例库教材》的研究；管理科学理论下乡工程的研究；推动品牌智库个案研究等九大重点项目。

第二，新型中管院改革实质与愿景使命

中管院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法人理事会制度才能拯救中管院。法人理事会制度是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种基层治理，在中国是一种最先进的管理制度，只能坚持不能动摇。

我们可以从发展逻辑上看，为什么新中国成立38年之后，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同志，和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等众多科学家在已有“两院”基础上，还要成立“新型中管院”呢？最根本是陈云的管理思想起到决定性作用。中管院是陈云开创的我国管理科学事业，也是陈云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具体体现，中管院和陈云科学思想方法一样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句话，没有陈云批示就没有我国管理科学事业兴起，就没有中管院的成立。中管院成立充分体现了改革价值，主要体现两个方面：其一，改革价值是发现了中国需要管理科学，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中分离出管理科学和交叉科学，把它作为中国科学新生和第三种力量，中管院成了管理科学事业的主力军。其二，改革价值是探索“新型体制”。前提中管院新型体制与现有的“两院”体制有区别。什么是新型中管院体制？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只能靠改革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它不可能在现有改革工具箱中重复现成的，也不能从天上掉下来，只能从改革失败和挫折中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由于社团举办错误才使我们找到了中管院正确改革方向。实践证明：中管院经过40年全面深化改革，己走出一条“国有、法治、社办和集体所有”的新型体制，为搞好科研事业单位深化改革走出一条新路。

国有：中管院是国家事业单位。中管院是我国政府批准成立，我国从事管理科学和交叉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国际管理学者联盟常务理事单位，是我国管理科学的国家队。40年来中管院从无到有，建立起国家管理科学事业，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代表管理科学国家地位和形象。

法治：中管院是我国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单位。实行事业单位法人理事会制度，使法人真正成为承担事业单位责任的主体。在体制上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现代治理体系新型体制，中管院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依法公选产生的第一位院长。

社办：中管院不依赖财政拨款，依靠社会力量建设新型科研机构。中管院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无到有现己拥有规模以上研究机构47家，有近千名科研和管理人员，上千项科研成果，涵盖管理科学和交叉科学主要领域。实行“去编制化、去预算化、去行政化”运行模式，在机制上实行“课题自找、人员自聘、经费自筹、班子公选”四字方针。实践证明：依靠社会力量办科研机构是完全可行是成功的。

集体所有：中管院所有制为集体所有。中管院一切资产归中管院全体人民所有。建立科研新经济制度，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建立“科研—公司”多种形式的联合体。实行以知识经济为价值的“分配、共享、消费”新制度，试行年薪制和项目工作制，充分调动科研与管理工作者积极性和创造性。

李树林认为：办好新型中管院是建设科技强国一项政治任务，当务之急是社会形成建设新型中管院共识。不忘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重托，坚持事业单位法人理事会制度，把法治化改革做出实效来。制定推动改革创新的政策，政研企各界关心和支持新型中管院建设，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交流与合作。有了共识才能把新型中管院发展建设好，为我国管理科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深改访研组成员：张小欣、靳春龙、孟庆衡、杜玉勤、闫闻欣

责任编辑：李名道

来源：管理观察